食药监总局：乙肝疫苗三企业被停产 因未通过认证

关于权力应该如何分立的思考，思想家们可谓绞尽脑汁。

在不少领域，出现了荣誉滚雪球、荣誉专业户现象。这样，制定这个法律的目的，应当是规范和理顺各类勋章特别是荣誉称号的品种、条件以及授予的程序，通过立法严格限制和取消各种意义不大的荣誉，净化荣誉，让荣誉回归荣誉本身。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理由都比较抽象。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并作出三项决议，规定勋章奖章分别授予人民军队在不同时期的有功人员。二、立法应当倡导什么样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这部法律的立法取向和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用勋章荣誉来褒奖一些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发大家的积极性。也就是说，精神领域的事项只能用精神去评价。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个人觉得，这类勋章和荣誉称号是极少的，实践中也没有出现多少问题，似乎没有必要为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7、勋章荣誉称号主要应当授予年长者。如果说依据传统学说，法律体系仅仅由或多或少同质性的、为国家机构所颁布或采纳的一般性制定法条款组成的话，那么阶层构造论则将法律体系展示为一种以功能性区分为基础、各种类型之法律规则和法律行为协力作用的恒常运动。

[127]而原则为价值填补提供了依据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能消弭这种紧张关系。凯尔森本人就是奥地利宪法法院之父。1.条件关系 法律体系的现实结构与理想结构的区别，在于它的规则阶层更多，即在法的必要阶层之外尚有其他可能的阶层。在当今学界占主流的讨论则是围绕规范论模式来展开的。

最佳化诠释意味着某种法治理念既最符合既有的法治实践，又可以最好地推动法治实践的发展。[19]参见前引[12]，Adolf Merkl文，第274页。

[2]所以，法律体系其实是一种认识论的概念，是用以帮助法律人来认识原本无序的法律现象的工具。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规则当然也是一种理由，遵从规则同样是理性的。两部分之间既有静态的联结，更有动态的双向流动。相反，法律原则之间并无等级。

四、两种模式的法治模型比较 既然法律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法学认知的产物，那么法律体系的模式就无所谓真假。进而，以是否同时认可这两种视角为标准，可以区分出激进的认知体系观与温和的认知体系观。实施行为本身并不能再创设法律规则，但仍具有法律意义。具有一贯性和统一性是任何体系的必要特征。

[74]Vgl. Heiko Sauer，Vorrang ohne Hierarchie，44 Rechtstheorie 503 -539 （2013 ）. [75]Vgl. Walter Wiburg，Entwicklung eines beweglichen Systems im BUrgerlichen Recht，Graz: Kienreich，1951 ，S. 17. [76]Vgl. Josef Esser，Grundsatz und Norm in der richterlichen Fortbildung des Privatrechts，3. Aufl. ，Tubingen: Mohr，1974，S.50ff.埃塞尔使用的术语略有不同，他所谓的规范指的是这里所说的规则。有学者甚至认为，阶层构造论构成了纯粹法学最根本的组成部分，是维也纳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因为如果将它归人法律规则即法律体系的要素之中，那么法律体系的结构问题就将几乎消失，而阶层构造论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但尽管规则模式能保障这种形式正义的要求，却无法要求得更多。

综上所述，议会法治国的法律体系呈现为一种条件关系的阶层构造。注释： [1] Vgl. Claus-Wilhelm Canaris，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2. Aufl. ，Berlin: Duncker ＆ Humblot，1982，S. 13. [2]在康德看来，体系就是同一种理念之下多样化认知的统一性（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2.Aufl.，Riga: HartknochVerlg，1787，S. 860）。发生涉及时间，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与授权或效力并无关联。[57]Vgl. Adolf Merkl，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Wien: Verlag Osterreich，1927 ，S. 142. [58]裁量就像法律大厦的人口，通过它法外因素就能挤进来，前引[57]，Adolf Merkl书，第152页。[56]这便是凯尔森所说的静态原则与动态原则（参见前引[16]，Harts Kelsen书，第198页）。从近代自然法学到概念法学和制定法实证主义，基本上都可归为公理模式的代表。

所以，一方面，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中，为了能实现理想应然，就必须选择恰当的手段，这需要符合适切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如果某个原则完全不受任何限制，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

所以，默克尔没有足够连贯地去区分出个别规则与适用这些个别规则的实施行为。[29]凯尔森甚至认为，在实在法的意义上法源的概念是多余的，因为它就是法。

[94]Vgl. Hans Kelsen，Allgemeine Theorie der Normen，Wien: Manzsche Verlags-und UniversitStsbuchhandlung，1979，S. 92. [95]Vgl. Robert Alexy，Begriff und Geltung des Rechts，4. Aufl.，Freiburg/Mttnchen: Alber Verlag，2005，S. 121ff.对此的详细批评参见雷磊:《原则理论与法概念争议》，《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第107页以下。由于一般性条款的构成要件包含需填补价值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与法治的确定性要求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

其三，从宪法、制定法条款或判例中归纳提炼出原则。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原则可以从某个一般原则中推导出来，那么它们之间就具有相同的抽象分量。这种融贯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同一体系的法律原则之间形成价值的统一体，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经常提及的客观价值秩序。[38]它既是一种创设规则，也是一种权能规则。

故而，连贯性是融贯性之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在法学研究中，原则的概念至少有两种理解方式，它们经常被混淆在一起。

[37]Vgl.Adolf Merkl，Prolegomena einer Theorie des rechtlichen Stufenbaues，in:Hans Klecatsky，Ren6 Marci6 und Herbert Schambeck（Hrsg.），Die Wiener Rechtstheoretische Schule，Wien[u.a.]:Europa Verlag，1968，S. 1336. [38]参见前引[10]，Adolf Merkl书，第216页。统一性意味着在一个法律体系的内部存在着少数的基本价值或者说一般法律原则，其他原则都可以回溯到这些一般原则，它们构成了法律体系的基础。

其二，制定法总则部分的条款。（二）法律体系的现实结构 在现实的法律体系中，规则部分与原则部分之间的联结要比理想结构更加复杂。

例如契约自由原则、婚姻自由原则、政府最小干预原则等等，可以被看做是对作为一般原则之自由原则在契约、婚姻、市场等领域的个别化。况且，即使判定制定法违背宪法原则，宪法法院也不能代替立法者直接作出决定，而仍需敦促立法者重新制定新规则。原则理论与比例原则相互蕴含，意味着原则之间的权衡要符合这样一个权衡法则：一个原则的不满足程度或损害程度越高，满足另一个原则的重要性就必须越大。所有法律体系都要求，既存法律体系只能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则来进行续造和发展，缺乏这种法律创设的要素，法律体系就将是绝对静止的。

尽管不同学者对于法律体系的具体认识大相径庭，但我们还是可以将从近代以来的观点大体上归纳为三种模式，即公理模式、价值论模式和规范论模式。另一个反对意见是，规则与原则虽然有质的差别，但原则并不属于法律体系。

在权衡法则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对原则权衡进行演算化的重力公式（Vgl. Robert Alexy，Die Gewichtsformel，in: Joachim Jickeli/Peter Kreutz/Dieter Rezter （ Hrsg.），Gedachtnisschrift fur Jurgen Sonnenschein，Berlin: de Gryter Recht，2003，S. 790）。但是，一架设计得更好的机器能更便于人去操作以实现特定的目标，更好的法律体系模式也更有通往善治的可能。

一国现行有效的实在法至多只是为法学提供了尚待加工的原料，需经由法学的加工才能成为成品。但是在这种情形中，裁判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并不在于这个原则，而在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实在法制度。